“網紅建筑”是未來建筑設計的風向嗎？社交媒體正改變著城市規劃，促使許多建筑師的設計重心從功能向商業與視覺性轉移。在這些被視為“打卡地”的空間飾面背后，復雜的監視系統正在逐漸建立。當這些空間成為景點，到來的不是市民，而是感到有必要自我記錄生活的網絡用戶。在活動與集體用途的缺失下，公共空間消失，成為舞臺。而在這個舞臺上，人們按照預先定義的規則與設計擺動著。

從多年前開始，谷歌地圖就會在有不容錯過的拍照打卡地附近，向路過的用戶發出提醒。在谷歌交互地圖的引導下步行穿過城市時，或是沒有使用地圖卻被追蹤時，我們總是不停地收到提醒，告訴我們不妨在社交媒體上po出一張超現代主義建筑的全景照。隨著全球的建筑公司帶著“拍照”的目的進行空間設計，我們不得不提出疑問：“社交媒體正以何種方式塑造著公共領域？”?

布羅得博物館于2015年在洛杉磯開放時，立刻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熱點。你覺得不能錯過這個“值得打卡”的新館。不僅由蜂窩與干凈利落的棱角組成的建筑本身相當的“網紅”，而且展陳的藝術品同樣發揮魔力，比如在白墻潑灑色彩這種養眼又拍照好看的作品。2017年的草間彌生展上，有40000張票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售出，足以展現社交媒體的影響力。而由明星建筑師——DS+R建筑事務所設計的布羅得博物館似乎有著自然而然讓人們拿出手機拍照的魔力，他們的其它項目也是同理。

DS+R近期設計的莫斯科 Zaryadye公園也被選為俄羅斯最適合打卡拍照的地點之一。公園包含一個在Moskva河上凸懸出70米的全景遠眺點、幾座亭閣、兩個露天劇場以及一個愛樂團音樂廳。光滑的玻璃建筑與周圍的綠植形成鮮明對比，而懸掛在外的遠眺點在吸引眾多莫斯科人與游客上也起到重要作用。社交媒體圍繞這些“點”展開宣傳攻勢，使得公園在開放周內，就有有約25萬人前來“打卡”。衛報建筑評論員Oliver Wainwright將DS+R稱為“奇觀的締造者”，承認他們尤其受到了流量的照顧。

根據Wainwright所言，許多建筑工作室已經在這條路上走了很遠，甚至承認“社交媒體性”現在已經成為他們設計新項目時要考慮的首要因素之一。用他的話說，Instagram實際上已成為“塑造環境最具影響的推力之一”。許多建筑公司對于這個現象保持著開放態度：從公共廣場到私人開發項目，從酒店到精品店，每一個客戶現在都要求帶著他們在社交媒體看到的參考影像進行設計。什么樣的設計能讓用戶覺得空間值得拍照并分享到應用上？他們又喜歡什么樣的話題標簽？這是客戶的要求。

作為有著10億月活用戶的社交媒體平臺，Instagram和抖音等軟件正推動著用戶將生活碎片發布到平臺上，鼓勵人們尋找抓人眼球，且符合特定美學的拍攝背景。我們中大多數人光是打開應用就會對這些元素感到熟悉：用掌紋圖案、玫瑰金與大理石表面裝飾的室內；以玻璃與鋼材搭建的光滑、異形的現代建筑、還有噴薄欲出的色彩構造的室外。室內與室外的視覺墻，被證明是另一種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景點，乃至是一種提供拍照地點的商業財產。

這些景點也經常出現在大眾媒體的文章中，其中詳細記錄著如何找到它們，以及如何擺拍出完美照片的指引。其中一個例子就是2012年由藝術家Colette Miller創作的洛杉磯“天使羽翼”墻。這兩扇天使的翅膀作為一件可以互動的街頭藝術品，迅速成為城市最容易認出的地標之一。

而放置在公共空間中的反射性表面也很受歡迎。譬如位于芝加哥的‘大豆豆’，由Anish Kapoor設計的“云門”，也吸引無數游客拍照打卡。而許多大型的室外建筑與博物館中的現代藝術設計因為常常提供創造性與娛樂元素，人們也樂此不彼地前往拍攝，并發布在社交媒體上。

商家們充分利用社交媒體的力量，吸引顧客前來重現他們瀏覽過的體驗與照片。澳大利亞工作室Valé Architects就是一個例子，他們甚至寫了一份“Instagram設計指南”，并提供專門研究如何設計‘網紅’零售空間、餐館以及酒店的設計服務。

這么說可能不全對，但受“值得打卡”需求影響最大的是商業空間，許多餐廳都做出了整改與妥協，比如提供自拍墻、適合拍照的照明、色彩分明的瓷磚地面等。舉個例子，Instagram上關于地板的標簽#ihavethisthingwithfloors已有接近一百萬的粉絲與發帖，而且還在持續漲粉。

不妨回憶一下某種餐廳的洗手間，特征是地標性的蛋形小隔間與彩虹吊頂，或是“千禧粉色”的軟椅與David Shrigley的畫作完美地散落在各處空間。其中一些地點在應用上的地位，讓我們覺得似乎必須去打卡，拍出自己的相片。據Oliver Wainwright稱，甚至是著名的哈羅德百貨也追隨著這股潮流，委托建筑師Farshid Moussavi將空間所有區域變得更加“適合”拍照打卡。

然而從純粹的建筑學角度來說，這些建筑正飽受建筑評論者的批評?？窃凇督ㄖu論》上的一篇社評表示，這些建筑對材料的選擇是基于色彩與視覺沖擊性，并未考慮它們會如何老化，或者它們將發揮什么樣的功能。有些表皮容易染上污漬或脫落，而有些過于光滑锃亮的地板，可能會因為幾滴水就引發跌倒的悲劇。這只是其中一些問題，以此論證當建筑師將上鏡程度排在功能前面時會導致怎樣的后果。

盡管如此，功能的缺失似乎并未讓社交媒體建筑大師們感到擔心。Valé Architects的“Instagram設計指南”將網紅建筑營銷的成功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原理：“那些和我一樣以及我渴望產生聯系的人，我希望感受到他們的尊重。所以我努力了解我該如何做、去哪兒才能成為那個圈子的一部分?！痹摴镜牟呗园樘囟ǖ目蛻裟繕嗽O計“引人注目的、之后會在其同齡人間轉發分享”的空間。不管是室內還是室外都應該能夠激起“驚奇、創造性以及有趣的視覺感受”。人與人之間是不同的，但是在這些情感上有著一定的可預測性。年復一年，某些特別設計理念在社交上仍然很受歡迎，并成為常青的‘打卡地點’：巴厘島的稻田酒店、香港的摩天大樓，都在這個為上鏡而設計的世界中成為了特例。

這不僅影響著我們的建造環境，也改變了我們生活，影響了我們對生活的計劃以及觀察周圍環境的方式。在視頻網站上甚至有一整個系列的視頻和文章，致力于分享旅行時可以選擇參觀的最適合拍照打卡的地點。

住宅區與鄉村的隱匿地點通過這種“口述2.0”的方式成為了旅游景點，導致了私人領地被前來拍攝的人們淹沒，這已經嚴重惹怒了當地居民。拍攝者們尋找著草木繁茂的大自然，還有拍攝全景照片的最佳地點。就連某些航空公司也在發布這樣的文章，如“歐洲17個最適合打卡的城市”，列出的排名前三的地點不出意料，是倫敦、巴黎和羅馬。

我們中大部分人不會像網紅一樣，完全根據社交媒體上的帖子安排假日。但是我們可能都有類似經歷：在瀏覽照片中玩過的地方、吃過的美食、見過的景致時，想著有哪些是可以配文發帖的，同時費心費力加上搞笑字幕、將物件創作為靜物，最后發表在社交媒體上，好讓我們的生活看起來讓人向往。?

但是，對于追求上鏡度，將表演置于現實之上的現象，不該簡單理解為是社會審美泛化進行中的表現，而是對現今社會與政治危機的反應。如作家兼活動家Carmen Pisanello提到的，社交媒體模糊了大眾與精英文化的界限，但這絕非本質性的，因為其更多是基于對共同的光鮮想象的創造物，并沒有實際縮小兩者間的鴻溝。

社交媒體同時還是一種情緒助推器，雖然平臺上偶爾充斥著恐懼與仇恨，另一方面也給了我們一個在美學上完美無暇的世界，我們可以藏在這里，忘記我們的恐懼以及各種不符合這種美感的東西。要配合這個觀感完美的小型社會，對公共空間進行凈化與標準化，移除所有看起來反常、無關或是不恰當的東西似乎是必要的。邊緣主觀性是社會與經濟系統中的一部分，大眾永遠在驅逐無法被包容、不符合某種行為范式的個體。

回想起皮薩內洛（Pisanello）所說的，心理上對未能融入現代社會的元素或形體的拒絕，不會引向自我分析或是理性辯論，而只會導致美學上的否定。從千禧年一代對呈現高度美感、粉筆色且輕柔舒適環境的眷戀上，我們得以一瞥他們對于未來憧憬、穩定性以及安全感缺失的反應，而這正是我們當今社會的特征。成長于一個麻煩纏身的世界中，“千禧粉”對應了我們希望能得到保證的需求，并解開我們所陷入的、令人困惑的現實中的麻煩。

似乎無處不在、彌散各處的物聯網（IoT）構成了“智慧城市”的核心，用歐洲委員會的話說，“智慧城市”的定義是：“一個通過使用數字與電子通信技術，來使傳統網絡與服務變得更加有效率，以造福居民與商業的地方?！?/span>

細品這個定義，我們可以想到誰是這些科技的真正受益者。當然，有些人可能會在監控環境中感到更加安全，或是對向我們的手機發送拍照邀請、發掘有趣地點的通知心懷感激。實際上大多數人，都很樂意谷歌地圖或優步進行位置追蹤，我們光是通過使用社交網絡就分享了眾多敏感數據，算上發帖則更多。

最近，一個表面無害的、叫做“十年挑戰”的游戲正成為一個重要的全球案例，這是一個在社交平臺有意欺騙用戶，使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與人工智能開發。如記者Kate O’Neill所報道的，這個挑戰完美地包裹在糖衣中，真實目的是生成沒有雜質的生物識別集，在之后可以被用作面部識別算法的訓練集，而這個算法，科技巨頭們已研究多年。這種技術從一系列數據庫與社交媒體網絡中抽取數據，同時監視并側寫社會中的異樣元素。雖然物聯網技術與應用的目的是改善我們的生活、避免問題，或僅僅是在大城市中管控人流，但許多公民權利團體已經就廣泛搜集的數據與基于算法的程序提出擔憂。

城市環境中也在進行著同樣的實踐，設計愈加趨向精致且“適合打卡” ，而控制裝置則披上誘人的偽裝。我們習慣了城市街道與公共交通上、零售空間里、公園內以及幾乎其他任何環境中廣布的閉路電視。但我們卻不習慣思考這些周圍物件在其表面之上的作用，而這些活躍的物件持續收集數據，并背著我們進行處理。

在系列作品《高度控制環境的友好提案》中，英國藝術家兼攝影師Max Colson帶我們了解了倫敦奧林匹克公園內隱藏的監控設備。燈柱可以記錄聲音并在“聽見”異常聲音時與閉路電視通信；垃圾桶檢測周圍經過的智能手機及其運動軌跡，而樹上則安裝有偽裝成裝飾結構的天線。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與鄉村空間被全球發展公司所據有，網絡也被為數不多的公司控制在手中，獨斷數字科技的設計、使用與基礎設施建設，千禧粉貼磚地面與鋼制表面便成為了在網絡與實際空間躲避私有化進程的藏身處。

在一篇登載于《El Pais》的文章中，建筑師兼策展人Mariana Pestana注意到，我們感到共同的無力與不滿，是因為我們對于所用通信工具缺少實際的占有，問題的根源很深。當我們為家庭與財產購買了智能監控設備時，它也可能會欺騙我們。在創作中的系列作品《監控攝像機中的自畫像》里，藝術家Irene Fenara向我們呈現了一系列不尋常的“自拍”。

《監控攝像機中的自畫像》

在網上找到智能相機的位置后，她就走到它們面前“拍攝”她的照片，然后迅速劫持系統來保存這些照片，因為這些照片通常會在24小時后被刪除。作品實現的關鍵是因為這些智能攝像機不再處于閉合線路之中，而是連接上了互聯網。許多購買了這些系統的用戶沒有意識到，因為沒有修改設備附帶的標準密碼，任何人都可以進入他們的系統，并可能監視他們。?

作為人類，我們有著與物件、工具、機器與數字科技融合的靈活性。我們的軀體，及其接受能力，在社交媒體、設備與空間之間起著根本的連接作用。我們成為了復雜網絡的一部分，在其中我們是一個行為體，處在一群非人類的行為體中，‘他們’支配并影響著我們的一舉一動，正如我們以某種方式設計‘他們’，好讓‘他們’實現功能一樣。智能垃圾箱收集著我們丟棄垃圾的數據，樹上的天線監聽著我們，社交媒體給我們發送通知因為我們最近沒有發帖。隨著我們用物聯網設備填滿周圍環境，主題、時間與空間的界限開始崩塌。用Donna Haraway的話說，“我們的機器鮮活的令人不安，而我們自己卻毫無生機的讓人害怕。”

在一則由Domus發布的采訪中，荷蘭建筑工作室UNstudio與OMA/AMO探討了社交媒體對于建筑的影響與可能，甚至討論了建筑完工后使用社交媒體應用來監控建筑的使用與體驗。這個被稱為“用后分析”的評估方法，通常通過采訪與調查的方式進行。

2015年OMA/AMO發起了話題標簽#omapostoccupancy，使社交媒體成為理解人們如何使用建筑的主要工具。用OMA/AMO建筑師Giacomo Ardesio的話說，“如今，一座建筑能接受設計功能以外的來訪者越多，那么至少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它就越成功。”?

能夠驅使人們停留，并進行超出直接功能之外活動的建造環境，的確是討人喜歡的。但若通過呈現在平面上的內容評估建筑的用途，建筑便會淪為僅僅是拍照時一個好看的背景，扁平化、成為單薄的圖片。如果一座住宅樓經常出現在社交媒體上，看上去像是熱門地點，那么對住戶需求的考慮似乎就沒有那么重要了。如果一棟公寓的成功是以一張照片作評價，而不是以住戶的需求為先，那么人們似乎會忽略，這是住戶的隱私，是他們每天居住且使用著的地方。

話題標簽#omapostoccupancy演示了社交媒體在現代空間的產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深深地影響著建筑師對空間的思考，以及普通人在現實世界中的行動軌跡。城市規劃與空間組織極大地促進了我們的身體和居住方式的生成與構造。作為個體，我們越來越多地基于社交媒體來選擇地點并計劃旅行，但更大的風險是創造一幅公共空間的完美圖景，這幅圖景一遇到實際的社會問題便會不復存在。

“自拍的政治也即注意力的政治：只關乎誰被看見、誰來占領視覺舞臺?！弊骷襌achel Syme這樣寫道?，F代的室外空間，已不是一個可以讓圈外人安放自身的地方。當“社交媒體視覺性”成為客戶與設計者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時，他們便會積極投資給精致而整潔的空間，閹割所有變化與想象的可能。

地理學家David Harvey的工作成果是一個強大的工具，清晰地闡明了正在發生的現象。隨著全球發展公司崛起，開發商積極投資啟動一眾翻新項目，公共空間的私有化現象已經變得極其廣泛；它粘附在已有的結構上，而且不限于在過去十年內以新自由主義城市治理為特征的私有合作關系。

公共空間私有化甚至直接促進了城區設計，塑造了生活與社交的新形式。我們可以以效果圖作為一個未來樣貌的完美例子：富裕的、其中大多是白人的市民悠閑地散步、購物、對著偽建筑拍照。項目完工之后，你就會看到和這個數字建模完全一樣的場景。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身份、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歸屬感變得更加難以維系。甚至是城市成為共同政治項目的想法也被輕易遺忘在新自由主義的泥沼中，因為生活品質成為了有錢人的商品，而普通民眾則可以接觸這些“出售”的，處于高度監控下、外表精致的景點。

現今已有多項科學研究將嚴重心理疾病，比如抑郁和焦慮，與廣泛使用的社交媒體相關聯，有關文獻的數量還在迅速增長，而其中誘發性最強的就是Instagram。社交媒體，尤其是對扎根于城市空間的人來說，是正在‘崩壞’的物理性公共空間的完美替代。這些網絡的聯系足夠緊密，能給予一種歸屬感，用他們的點贊和比心系統獎勵我們的大腦，但是同時又給我們以焦慮，讓我們為了發布優質內容、維系這種機制而花費額外精力。

根據他們的計劃，讓我們上癮的功能會擊穿我們的日常生活，直到我們開始看清這個世界，甚至去設計這個世界。借來哲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意義深遠的“流動”概念來說，這些力量能在一開始發揮作用，是因為人際紐帶與網絡的分崩離析，因為其脆弱、易碎、轉瞬即逝、無法預測，常常需要“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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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建筑師Farshid Moussavi則表示：“社交媒體強調了空間的重要性，這對設計者和建筑師來說是件好事，可以增加相關的設計任務委托，因為無論是公共空間還是私人空間都需要更加頻繁的翻新整修，以跟上社交媒體潮流的步伐，想一下設計者的作用，這是值得的。建筑師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設計上鏡的建筑，而社交媒體建筑可能正代表著“柯達一刻”的延伸。但是，這是不是意味著建筑就此淪為了一張背景幕布，最終將扁平化的世界變為巨大的自拍舞臺呢？”

我們可以說社交鼓勵了更多的人們參觀藝術展覽，留意周圍環境，但是同時我們也要說，當人們帶著拍照打卡的目的前往某處時，這個應用也在控制著他們規劃生活的方式。小到著裝與妝容，大到人們與物質空間的交互。當旅行的目的變成“內容”時，我們的互動變得缺少自發性，而我們的體驗也漸趨相似。

在尋找著一種特定的美學體驗時，我們為觀察場所的方式制定了標準，不再愿意和具有挑戰性的、或僅僅是不同的空間產生互動。我們在舒適區外停留的時間越來越短，在自己的道路上失去自發性，不再與城市交互。就在社交媒體建筑向著建造這個光鮮而沒有紛爭的新世界的目標前進時，我們又該將自己安放在何處呢？